“江湖龙头”贺老总的生与死!

    前言:    

你以为贺龙是穷人家的苦命孩子,

其实人家出去闯荡江湖,

相当于董事长的公子下基层挂职锻炼。

1

贺龙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,他在湖南屡次崛起,和哥老会有很大的关系。

 

不说清楚哥老会,我们就不能理解贺龙。

 

按照哥老会内部文件的说法,哥老会的祖师爷是郑成功。

 

当年明朝灭亡,郑成功无力回天,便把一本书、一方玉印放进铁盒子,扔到海里,等待有缘人捕捞起来,继承自己“反清复明”的遗志,和清朝奋战到底。

 

至于书里写的内容,基本是如何成立组织、口号和纲领,玉印则象征号令天下的权力,颇有“武林至尊宝刀屠龙”的意思。

 

到了清朝道光年间,郑成功扔到海里的铁盒子,终于被福建人捕捞起来,然后卖给云南大理的郭永泰。

 

郭永泰继承郑成功的遗志,创办哥老会的精忠山堂,那本书也起名为《海底》,成为哥老会的纲领性文件。

 

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,我们用大脚趾都能想明白。

 

一个铁盒子扔到海里200年,竟然没有被洋流卷走,而且密封性好到不漏水,可能吗?郑成功用的又不是无缝钢管。

 

所以这个说法,基本是打郑成功的招牌,做自家的生意。

 

事实上,哥老会能成为旧中国的重要组织,属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 

清朝初年的时候,四川经历几十年的战乱,导致四川原住民几乎死绝,朝廷为了治理四川,不得已从东部省份向四川移民,这个过程也叫“湖广填四川。”

 

中国古代王朝的治理模式粗糙简陋,皇权不下县,所以基层政府必须和士绅合作,才能在农村维稳和收税。

 

但移民占多数的四川,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士绅家族势力,基层政府便失去稳定的合作对象。

 

怎么办呢?

 

我们都知道“权力讨厌真空”,于是在四川农村地区,移民们根据祖籍、血缘和人脉等关系,到处奔走串联,推举出说话有分量的人物,替代士绅家族执掌基层的权力。

 

政府也需要合作对象,便认可了农村重组权力的做法,甚至在收税和剿匪等事情上,还有非常明显的扶持倾向。

 

随着清朝统治稳定下来,四川的民间组织经过野蛮生长,逐渐有了固定的礼仪、组织和黑话。

这些民间组织,就是哥老会的前身。

而民间组织壮大之后,必然要和政府争夺统治权,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,越来越多的农民、手工业者、长江水手游走在破产的边缘。这些失业者对现实非常不满,便和争权的民间组织一拍即合,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力量。

 

既然是反政府,总要有纲领口号吧。

 

巧了,清朝唯独不缺反政府的纲领口号,从1644年喊到1911年的“反清复明”,不就是现成的嘛。

 

于是在清朝道光年间,反清复明的哥老会正式出炉,并且和邪教似的,向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陕西等省份扩散,不过主阵地仍然是四川。

 

也就是这个时候,太平天国起义,给哥老会提供了大爆发的机会。

 

随着太平军一路向东征战,那些散布在西南各省的哥老会成员,纷纷起来拉队伍,响应太平军的反清战争。

在数年的征战过程中,原本在西南省份发展的哥老会,也渗透到太平军的队伍里,沿着长江一路传播到江浙地区。

 

哥老会的传播路径,当然包括湖南的湘军。

 

曾国藩就明文规定,湘军将士不允许参加哥老会。但是没什么用,在缺乏权威和秩序的晚清时代,哥老会的组织,恰恰能给将士们带来温暖和庇护。

 

曾国藩整顿了几次也没效果,只能躺平。

 

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,曾国藩解散几十万湘军,那些军官回乡买田盖房子,过起黄四郎的日子。

 

可士兵们已经习惯了刀口舔血的生活,不甘心回乡做一个农民,便分化成两拨:

 

其中一部分留在江浙,成为漕运起家的青帮骨干,另一部分带着军中的哥老会兄弟回到湖南,到处开山堂。

 

湖南,便成为和四川比肩的哥老会重镇。

 

于是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,太平军沿长江一路东进,湘军又在战后返回湖南,导致江浙的青帮、两广的天地会、西南的哥老会被串联起来,形成遍布长江流域的反政府会党组织。

 

其中发展最猛烈的就是哥老会。

 

到了清末民国的乱世,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彻底崩溃,基层政府的控制力更加软弱涣散,哥老会等会党组织,便成为正式政府之外的隐形政府。

 

也就是说,他们不仅有武装力量,还取代了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功能,那些哥老会的龙头大爷,其实是县太爷+军头+商人的混合体。

 

在哥老会兴盛的地方,你想做任何事情,不经过哥老会的同意,你就做不起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哥老会,成为哥老会的自己人。

 

曾经在泸州驻军的朱德、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、民盟主席张澜,都参加了四川哥老会。

 

甚至晋西北的神池县,有个叫谷思慎的同盟会员,不到20岁便开了哥老会的山堂,招揽起几万兄弟。

 

抗战时期谷思慎去延安的时候,经过晋西北和贺龙见面,俩人聊的特别开心,可能和哥老会的渊源有关系。

 

好了,终于说到贺龙了。

 

2

 

贺龙是湖南桑植人。

这地方离川渝地区很近,清朝道光年间就有了哥老会,贺龙的曾祖父贺廷璧,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,咸丰四年拉起数千人的队伍,响应太平军的反清战争。

 

虽然贺廷璧反清失败,被清朝政府斩首,但贺廷璧成为哥老会的英雄,被湘西人民口口相传了很多年。

 

家族有这么个祖宗,贺家的地位、声望或者人脉,都不是其他人能比的。于是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名分,也就在贺龙家族传下来。

 

湖南桑植县

 

贺龙未成年就出来闯荡江湖,官方资料说是为了谋生才做骡子客、吃大户、暴揍富家少爷等等。

 

贺龙家里是穷了点,但是在贫穷的背后,贺龙家族有一连串的社会身份:

 

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龙头大爷,姐夫谷绩廷是哥老会高管,就连未成年的贺龙都是哥老会“闲散大爷”、“十排老幺。”

 

哥老会的内部等级是头排到十排,中间没有二、四、七、八、九排,因为关羽是二爷,四不吉利,排行第七是叛徒,八和九占了杨家将姐妹的称呼,就剩下头排、三排、五排、六排和十排。

 

头排大爷也叫龙头大爷,地位最高,负责管理一切事务。

 

十排的地位最低,大部分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员工,但有一个“凤尾十排”的名号,专门给有潜力的后辈。

 

所以贺龙是地位最高的龙头大爷,因为年轻需要历练,就从“凤尾十排”做起。

 

你以为贺龙是穷人家的苦命孩子,其实贺龙是董事长的公子,下基层挂职锻炼的。

 

经过多年闯荡江湖,贺龙在桑植县“打”出名头,并且团结起一大批兄弟,成为爱者欲其生、恨者欲其死的神人。

 

哥老会内的等级排位,也从闲散大爷转正为龙头大爷,成为通吃黑白两道的湘西话事人。

 

有这样的江湖地位,贺龙才能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,用两把菜刀拉起队伍,在湖南军阀中左右逢源。

 

即便队伍被打散兼并,贺龙回到桑植喊一嗓子,又能满血复活,谁都奈何不了他。

 
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里说:

 

“贺龙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座村庄,向哥老会亮出自己的身份,然后拉起一支武装来,甚至几次将地方哥老会的武装力量,全部收编至红军麾下。”

 

斯诺没有吹牛逼,在那个年代,“贺龙”两个字就是金字招牌。

 

1927年,南昌起义失败,各级领导人分批突围。

 

贺龙于11月到达上海,向周恩来报道,周恩来不清楚贺龙的江湖地位,准备安排他在上海休整,然后去苏联学习军事,具体做什么工作,等留苏回来再说。

 

但贺龙是老江湖了,非常清楚自己的号召力,便和周恩来说:

 

“湘西、云贵、川渝的地形和人情,我都了解。尤其是湘西地区,想拉队伍是没问题的,我还是回去组建红军吧。”

 

周恩来想了几天,最终同意贺龙的请求,并且给他组建了领导班子,包括湘鄂边前委书记周逸群、卢冬生、李良耀等等。

 

1928年初,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到达湘鄂边,不费吹灰之力拉起一支人马,组建了红四军。

 

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,就是姐姐贺英执掌的哥老会家族武装,共计千余人。

 

而且有件事特别逗。

 

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回湘西的时候,路过常德澧州,十几个人正在吃饭,突然被30多名国民党军包围了。

 

贺龙起身掏枪准备战斗,结果国民党军发现是贺龙,赶紧立正敬礼,尴尬的笑笑:“大帅,我们也是来搞点东西吃,没想到惊动您了。”

 

因为贺龙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,他们不敢惹,贺龙也做过澧州镇守使,是他们曾经的老首长,不愿意惹。

 

贺龙知道是老部下来了,也不在乎刚才的事,对他们说:“免了。老子要住在这里,你们给老子站岗放哨。”

 

那些国民党军乖乖站了一夜岗,第二天送走贺龙,才回去报告,说没抓到贺龙。

 

能让国民党军站岗放哨,除了贺龙以外,红军将领里恐怕再没有别人了。

 

借助哥老会关系和共产党组织,贺龙重新在湘西扎根,陆续创建了湘鄂边苏区、鄂西北苏区、黔东苏区、湘鄂川黔苏区,红四军也发展成红二军团、红二方面军。

 

屡败屡战,屡扑屡起。

 

和其他根据地的红军相比,贺龙部队的战绩不算耀眼,地盘也不是最大,但是生命力最强。

 

归根到底,还是因为统帅的名字叫贺龙。

 

3

我们在《绿林大侠毛泽东》里说过,那种江湖大哥的身上,往往有两种特质,其一是喜欢打抱不平,其二是非常有人格魅力。

 

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回去补课。

 

众所周知,贺龙喜欢打抱不平。

 

早在青少年时代,有个富家公子羡慕保长的威风,说长大以后也要做保长。

 

刘邦说“大丈夫当如是”,刘秀说“仕宦要做执金吾”,这个富家公子以为,自己和汉朝二祖一样牛逼。

 

结果贺龙瞅了他一眼,说老子长大要做打保长的人。

 

此时此刻,并不是彼时彼刻啊。

 

毕竟哥老会的起源是反清,骨子里就有一种反抗的情结。

 

贺龙做为哥老会的龙头大爷,不可避免地受到哥老会侠气熏陶,不管在朝在野,都关心穷苦人民的生活,愿意替他们打抱不平。

 

而这种江湖的反抗情结,正好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契合,于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时候,贺龙决定放弃高官厚禄,跟着共产党走,甚至愿意把亲手拉起来的队伍,无偿交给共产党指挥。

 

“其言必信、其行必果”,为国为民的信念,贺龙一辈子都没有动摇过。

 

很多人说,贺龙军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共产党,其实反过来看,未尝不是共产党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贺龙。

 

这种双向选择,算是互相成就吧。

 

至于贺龙的人格魅力,更不用说了。

 

南昌起义前,贺龙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显,有些军官不愿和共产党革命,想带部队投奔更强大的蒋介石。

 

他们私下和蒋介石的代表开会,商量能带哪些部队离开,然后逼贺龙向蒋介石靠拢。

 

结果商量半天,发现没辙。

 

参谋长陈图南叹一口气:“只要老板在,把我们这些人全加上,又能拉走几个兵。”

 

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里写到:

 

“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,有上千人冻死在雪山上,更有几千人饿死,或者被南京方面的炸弹炸死。但是贺龙的个人影响力非常大,许多部下宁愿和他共赴生死,也不愿中途离开。”

 

整个红军队伍里,能有这么强的个人魅力,让红军战士和他共生死,除了毛泽东、朱德和周恩来以外,接下来就是贺龙了。

 

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,参加红军队伍,其实就是追随贺龙。

 

从这个角度来看,贺龙在红二方面军的影响力,直追红一方面军的毛泽东。

 

而半辈子的江湖生涯,贺龙习惯了刀口舔血,也锻炼出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的能力。

 

他平时说话不多,一旦开口,便能直至核心问题。

 

比如贺龙和周逸群同时拿一本小册子,贺龙读两遍就背下来了,知识分子周逸群还没有背下来。

 

贺龙把小册子中的理论,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理解,偏向务实操作。而周逸群把理论和古今中外联系起来,更偏向务虚文学。

 

比如建国初期,贺龙指挥18兵团入川,解放成都之后就在四川驻扎下来。

 

18兵团的官兵大部分是北方人,他们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,想着都解放了,留在四川做什么,趁早回北方安家吧。

 

政工干部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,怎么说都没用,北方官兵回家的心思,反倒越挫越勇了。

 

再这样下去,军心浮动要出大事,但是专门做思想工作的政委们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 

事情闹到贺龙的办公室,请他想想办法。

 

贺龙一听就怒了:“什么特么的思想工作,两句话的事,遇上秀才就越搞越复杂。”

 

他召集干部开会,劈头盖脸就骂:

 

“我们南方干部到你们北方吃了8年小米,抗了8年战,现在带你们北方干部到南方吃几年大米,还不行吗?还要再做多少思想工作?”

 

将心比心,北方干部想想也觉得没毛病,此后再也不闹了。

 

这就叫直指核心问题。

 

政工干部要求他们服从组织纪律,但是组织纪律重要,人情也重要,用组织来压人情,极有可能起到反面效果。

 

贺龙却换位思考,用人情来引导人情,两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。

 

能拉队伍、能管理队伍、三言两语快刀斩乱麻,这就是龙头大爷的本事。

 

4

1937年抗战爆发,三大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三个师,分别开赴抗日前线。

 

贺龙和关向应率领120师主攻晋西北地区,麾下有张宗逊、王震、萧克、甘泗淇等将领,陆续收复了河曲、保德、偏关、宁武等晋西北县城,指挥了雁门关大捷,累计作战1万余次,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。

 

晋西北地区,至今流传贺龙的故事,谁家要是参加过八路军,乡亲们都会点个赞,哎呀,他们家是贺龙的兵。

 

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,其他部队的首长,都成了各路野战军的统帅。唯独以120师为班底的部队,被改编成西野,由彭德怀统帅解放大西北。

 

问题出在哪里?

 

有的说法是剥夺贺龙兵权,其实是不对的。

 

军人能不能争到领兵打仗的权力,需要用战绩来证明,自己能带领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 

而贺龙更倾向于做拉人、用人、驭人的统帅,具体战役指挥方面,打游击战绰绰有余,十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,远不如林彭粟的战绩精巧。

 

用韩信的话说,善将将,不善将兵。

 

贺龙军事生涯的转折点,就是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。

 

1946年初,解放战争还没有爆发,国共处于军事摩擦的阶段,互相试探实力,给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。

 

我军想攻克大同,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,国民党军想攻占张家口,阻断两大解放区的联系。

 

战事一触即发,我军为了占据先机,便决定发起大同战役。

 

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,两大解放区派出30个团的兵力,并且成立前线指挥部,晋绥军区的张宗逊做司令员,晋察冀军区的罗瑞卿做政委,指挥部队联合作战。

 

贺龙和聂荣臻坐镇后方,负责全面领导工作。

 

具体作战部署,5个旅和地方部队攻大同城,4个旅和地方部队在内蒙古集宁负责打援。

 

原本作战计划进展顺利。

 

7月31日到9月初,我军歼敌数千人,基本扫清大同城的外围防御据点。

 

但因为部队火力不能集中,又缺乏攻城经验,导致大同城怎么都攻不下来。

 

攻城战,变成拉锯战。

 

我们都知道,我军的优势是运动战,拉锯战对我军极为不利,于是战役的进程非常垮塌。

 

而就在9月3日,负责国民党军战役指挥的傅作义,派出3万人进攻集宁。

 

集宁是我军准备打援的地方,现在傅作义的部队来了,便决定调回大同的攻城部队,先和傅作义在集宁决战,然后再回师攻克大同。

 

总共30个团的部队,调到集宁25个,这是准备决战的架势。

 

计划是美好的,现实却很骨干。

 

我军阵地陆续被傅作义部攻占,随后又收复失地,并且歼灭数千人,准备再接再厉歼灭敌101师,但是没有成功,反而在傅作义部优势兵力的反击下,我军处于战役劣势。

 

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,我军于9月13日撤出集宁,第二天撤围大同。

 

这次战役历时1个半月,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.2万人,但没有完成攻克大同的任务,也没有把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,更悲催的是大同集宁作战失败,间接导致晋察冀首府张家口失守。

 

不管怎么说,这都是严重的军事失败。

 

从此以后,贺龙和聂荣臻掉出战役指挥的第一梯队,有什么大仗硬仗,军委优先考虑彭林来指挥,实在忙不过来,才会选派他们俩。

 

这是贺龙没有指挥大兵团的内因。

 

至于外因也很简单。

 

解放战争开始以后,国共两军的主战场,变成东北、华东、中原和西北,贺龙在抗战时期开辟的晋绥解放区,突然从前线变成了后方。

 

而东北主帅是林罗,中原和华东是刘邓、陈粟的主场,贺龙唯一能争取的西北战场,也因大同集宁战役表现不佳,被彭德怀接替了指挥地位,麾下就是贺龙亲自带出来的部队。

 

于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贺龙,就成了后勤大管家,用晋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,有力支援了前线的作战行动。

 

最后到建国前夕,才带领18兵团南下四川,做了西南军区司令员。

 

我估计啊,中央派贺龙去四川,和他出身哥老会有关系。

 

毕竟90%的四川成年男性都是哥老会袍哥,派一个龙头大爷坐镇成都,不论剿灭或者安抚,工作起来都会很方便。

 

还能说什么呢,时也运也。

 

5

最后又要说到贺龙的人生结局了,写那代人的故事,大革命是绕不开的话题。不过这个话题太敏感,我们长话短说吧。

 

贺龙和教员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。

 

早在1927年的时候,教员便用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,鼓励和自己革命的同志们。

 

即便后来贺龙不再执掌大兵团,教员也把贺龙当作一面旗帜,尊重且重用。

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,彭德怀离开军委,贺龙和林彪、聂荣臻被选举为军委副主席。

 

再过4年,因为林彪的身体不行,教员让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,70岁的贺龙到达人生巅峰时期。

 

贺龙也一直追随教员。

 

长征到达陕北,贺龙做为红二方面军的灵魂人物,没有任何讨价还价,直接表示支持党中央和毛主席,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相比,简直是天上地下。

 

而且贺龙称教员为“毛大帅”,在他这种旧时代军长的概念里,大帅是最高领袖的专属称号,称呼谁为大帅,就代表对谁的绝对认可。

 

到了建国以后,贺龙专门做了一个很大的木板床,铺上纯白色的褥被枕套,并且在半张床上摆满马列著作、毛选、历史书和武侠小说。

 

家人不知道贺龙要干什么,还以为他要考大学呢,结果贺龙说:

“你们不知道,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,书也比我的多,睡觉前随手一抓就能看书,看困了就睡。”

 

那几本《毛选》,贺龙读了无数遍,每次都要用红蓝铅笔划重点做眉批,时间长了,他还读出藏在书里的气韵:

 

“书里的文章浅显易懂,真是大境界。因为功夫到家自然返璞归真,文章写到极处就是一个淡字,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很容易,而淡中知其味,非大家伟人做不到。”

 

教员和贺龙,论私是两相知的关系,论公是互相尊重的革命同志,而且教员让林彪和贺龙同时做军委副主席,未尝没有互相制衡的意思。

 

如果就这样下去,贺龙的晚年会很幸福。

 

但是大革命来了。

 

教员希望贺龙能支持他,沿着戊戌变法—辛亥革命—新文化运动—五四运动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,毕其功于一役,完成“中国社会主义改造”的历史使命。

 

估计贺龙看不到这个层面,便不表态支持。

 

即便如此,教员依然在各种场合给他讲道理,想说服他支持自己,甚至在贺龙受到冲击的时候,直接说“我是你的保皇派”,保护贺龙的安全。

 

所以在大革命的前几年,贺龙还是很安全的。

 

林彪和他谈话:“现在的问题是支持谁、反对谁”,暗示贺龙跟着他走,结果贺龙是装糊涂的高手,根本不接茬,林彪碰到软钉子,照样拿他没办法。

 

就这样过了3年,教员始终没能说服贺龙,很无奈的说了一句:“贺龙不保了。”

 

失去最大的保护伞,贺龙就要面对想用他博功名的人,命运可想而知。

 

他有严重的糖尿病,必须大量喝水,结果住的地方被停水45天,导致身体迅速垮掉,住院抢救的时候,又被输了2000cc的葡萄糖。

 

然后就去世了。

 

当然,1974年贺龙就被平反了,但看一下时间就知道,那时林彪已经跑了,大革命的进程急转直下,为了稳定大局,必须安抚人心。

 

嗯。

 

其实现在回头来看,大革命是一场改造中国的血祭,从教员、贺龙到整整一代年轻人,都用自己的血,在祭坛上做出正面或反面的教训。

 

那些追随教员的,未必是出自真心,也有可能是投机。

 

那些不追随教员的,也可能是真心爱党爱国的,比如贺龙,他只是不理解,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爱党爱国。

 

正如在怀仁堂看完话剧《青年一代》以后,贺龙对孩子们说的:

 

“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,就一个愿望啊,接好革命班,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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